修回日期: 2024-04-26
接受日期: 2024-05-22
在线出版日期: 2024-05-28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肠道慢性疾病, 需终身药物治疗. 尽管生物制剂较传统药物而言, 可增加临床获益, 但药物应答率和用药风险仍是制约临床疗效的主要原因, 因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探索非药物干预措施对IBD患者的潜在益处.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运动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方式, 可改善患者结局. 本文从IBD患者的运动现状、不同运动类型对IBD患者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述, 为IBD患者开展运动提供参考依据.
核心提要: 运动和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可改善患者结局. 本文从IBD患者的运动现状、不同运动类型(耐力、抗阻和柔韧性运动等)对IBD患者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
引文著录: 孙少鹏, 陈佳佳, 郑明旭, 范一宏, 吕宾. 运动干预在炎症性肠病中的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24; 32(5): 339-346
Revised: April 26, 2024
Accepted: May 22, 2024
Published online: May 28, 2024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is a chronic intestinal disease that requires lifelong drug treatment. Although biological agents can increase clinical benefi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rugs, drug response rates and medication risks are still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clinical efficacy.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studies have been devoted to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non-drug interventions in IBD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drug therapy, exercise,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can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on use of exercise in IBD patients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 on IBD patients, with an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BD patients to carry out exercise.
- Citation: Sun SP, Chen JJ, Zheng MX, Fan YH, Lv B.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24; 32(5): 339-346
- URL: https://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32/i5/339.htm
- DOI: https://dx.doi.org/10.11569/wcjd.v32.i5.339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肠道非特异性慢性疾病,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 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和便血, 症状反复, 迁延不愈[1,2]. 目前尚无治愈手段, 患者需终身用药以缓解症状和控制疾病进展. 较传统药物而言, 虽然生物制剂的出现使得IBD进入靶向治疗时代, 增加了临床获益, 但药物应答率和用药风险仍是制约临床疗效的主要原因. 因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致力于探索非药物干预措施在IBD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任何人, 不论年龄、性别或身体状况, 规律运动都是有益的[3]. 运动可降低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改善患者预后[4,5]. 尽管药物是治疗的基石, 但多项研究通过指导IBD患者开展运动, 证实运动在IBD治疗中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6-8]. 然而, 由于IBD的症状复杂性, 当前关于如何科学、安全和有效地开展运动尚不明确, 本研究就运动干预在IBD患者中的应用展开综述, 为临床医师运动处方的开具以及为IBD患者运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运动是一种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可重复的、以增进健康或体适能为目的的身体活动[9]; 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指由骨骼肌活动收缩产生的任何身体运动, 使能量消耗增加到基础代谢水平以上, 可分为职业、交通、家务和休闲四大类. 体力活动强度是影响IBD患者开展PA的关键因素, 目前普遍使用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 MET)量化PA能量消耗[10]. 1 MET为静息代谢率, 即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消耗的氧气量, 约为3.5 mL/kg/min. 静息状态为0-1.5 METs, 低强度的PA(步行、洗衣做饭等)为2.0-2.9 METs, 中等强度PA(快步走、较重的清扫工作、跳舞等)为3-5.9 METs, 高强度PA(跑步、做重农活、踢球等)为6 METs及以上[11].
运动和PA常交替使用, 但二者并不相同, 运动属于PA范畴, 在横断面研究中多使用"PA"一词, 而干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运动"一词. 本文遵循语言习惯交叉使用二者, 分别从PA与IBD的关系, 运动干预对IBD的作用两方面进行分析.
IB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PA水平不足可能是IBD发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早在1990年, Sonnenberg[12]利用德国社会保障统计数据评估了12014名IBD患者的职业分布, 结果发现露天工作和高PA水平工作是IBD发病的保护因素, 而在空调环境下工作或长时间不规律的轮班工作会增加IBD的发病风险.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PA水平和IBD发病风险之间的潜在关系. 1996年, 丹麦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对职业和IBD发病风险的关联进行调查, 通过对220多万人进行了为期5年或10年的随访调查发现, 久坐工作可能会增加IBD的患病风险[13]. 多项大型横断面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均揭示了PA水平不足和IBD发病之间的相关性. 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的健康调查研究纳入了60155名参与者, 其中786名参与者自我报告是IBD患者, 研究发现IBD的发病和PA水平不足呈正相关(OR = 1.38, 95%CI: 1.16-1.66)[14]. 此外,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对CD和UC的发病情况进行分层分析发现, PA与CD发病风险呈负相关(P = 0.02), 但并未发现和UC风险有关[15]. 一项纳入七项研究的Meta分析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高PA水平的人患CD的风险减少(RR = 0.63, 95%CI: 0.50-0.79), 但与UC无关(RR = 0.82, 95%CI: 0.68-1.00)[16].
然而, PA与IBD发病相关性的研究研究结果存在争议. 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研究队列对300724名参与者进行了评估和监测, 其中确诊了177名UC患者和75名CD患者, 研究表明PA与UC(P = 0.97)或CD(P = 0.42)患病没有任何关联[17]. 可能由于调查过程中受到了各种混杂因素和回顾偏倚的影响, PA与IBD发病关系相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未来尚需纳入不同地区、人种, 并使用更为精确的PA监测设备对其因果关系进一步确认.
IBD缓解期和活动期交替出现, 临床症状复杂多样, 控制临床症状、延缓疾病进展和提高生活质量是IBD治疗的主要目的. WHO指出PA可降低疾病进展或过早死亡的风险, 改善患有慢性疾病成人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18]. 然而, 多项研究表明IBD患者PA水平和强度不足且显著下降[19-21]. DeFilippis等[22]对227名IBD患者(61.5%CD患者)的日常运动情况进行调查. 16.4%的参与者表示从未进行过运动, 32.8%的人每周运动1-2次, 23.6%的人每周运动3-4次, 18.0%的人每周运动4次以上. 在186名定期运动的人中对运动强度进一步调查, 分别有61人(33%), 95人(51%)和30人(16%)报告轻度、中等和剧烈运动强度. Dowling等[23]使用便携式穿戴设备比较了活动期和缓解期CD患者(n = 27)7天的PA水平, 结果发现活动期和缓解期CD患者之间的PA水平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 即使处于疾病缓解期, 患者也不会提高PA水平. 目前我国IBD患者PA的研究较少. 基于网络的大数据调查显示运动是我国CD患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24]. 另一项苏州地区的小样本横断面调查显示34.4%(44/128)的IBD患者PA水平不足[25].
PA水平和IBD临床疾病活动的关系是医患关注的焦点. 一项前瞻性研究[26]对处于缓解期的1308例CD患者和549例UC患者开展随访, 结果发现, 与基线期相比, 分别有17.4%的CD患者和24.6%的UC患者在6个月后出现疾病活动, 该研究认为较高的PA水平与活动性疾病风险降低有关(CD, RR = 0.72; UC, RR = 0.78). 荷兰的一项横断面调查发现PA水平与CD患者(n = 176)的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 但与UC(n = 162)的疾病活动无关[27].
PA被报告与IBD患者生活质量的显著相关. 英国一项在线问卷调查[28]收集了859名成年IBD患者(CD患者占52%, 女性占75%)的数据, 包括PA水平、心理症状、疲劳、运动感知和疾病活动度. 结果显示只有17%的患者被归类为"高强度"PA人群; 此外随着疾病活动的增加, 患者报告PA水平下降, 而疲劳和心理症状得分增加.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29]纳入23名UC女性患者和23名年龄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匹配的健康女性作为对照. 结果发现, 与正常人相比, UC女性的股四头肌力量减弱, 重复仰卧起坐试验和步态速度试验均下降, 并推测和PA不足有关.
综上可知, IBD患者PA水平低, 且与临床疾病活动度、生活质量和身体成分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为针对IBD的健康问题, 进行运动干预提供了可行性理论支撑.
依据运动方式的不同, 运动可分为耐力运动、抗阻运动和柔韧性运动和综合运动[30]. 大多数研究者支持IBD患者应该定期进行适度的运动, 以改善IBD患者的肌肉结构和功能异常[31].
耐力运动也称为有氧运动, 是一种持续的、有节奏的运动, 其能量来源主要是有氧代谢, 可以提高人体的心肺耐力, 如步行, 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
Loudon等[32]对习惯久坐的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性CD患者设计了每周3次、为期12周的步行计划, 共12名患者完成了该项运动计划, 结果显示, 参与者平均每周步行2.9次, 平均每次32.6分钟, 平均每次3.5公里. 运动计划完成后, 患者所有评分指标(炎症性肠病应激指数、炎症性肠疾病生活质量评分、疾病活动度评分、有氧体能测试、VO2 Max)均有改善, BMI呈下降趋势且没有患者出现疾病活动. Ng等[33] 进行的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对32名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期CD患者开展了每周3次、每次持续30分钟、共3个月的低强度步行计划. 研究者使用炎症性肠病问卷(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Questionnaire, IBDQ)、炎症性肠疾病应激指数和临床疾病活动度作为结果指标, 并每隔1个月记录一次调查测量值. 结果表明, 进行运动计划的患者在3项结果测量问卷中的评分都得到了显著改善(P值均<0.05), 且未对疾病产生不利影响. 可见, 步行运动对改善CD患者的体质、疾病活动度和生活质量是显著有效的.
Klare等[34]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干预组开展了每周3次, 持续10周中等强度的跑步运动, 通过IBDQ测量患者生活质量. 30名轻度至中度IBD患者被1:1随机分配到有监督的运动组和对照组. 结果发现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分别提高了19%和8%. 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的IBDQ社会亚量表得分显著提高(6.27±5.46 vs 1.87±4.76, P = 0.023). 我国的一项干预研究探讨了10周有氧运动疗法对缓解期IBD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 75例缓解期IBD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运动组. 运动组干预方式为有氧慢跑, 前5周运动强度标准设定为45%-55%最大摄氧量对应的心率, 后5周为55%-65%最大摄氧量对应心率. 研究结果发现, 与基线值相比, 运动组经过10周的运动后IBDQ总分评分提高(P<0.05), IBDQ的维度, 包括情感功能、社会功能、肠道功能及全身功能, 在10周后的评分均较基线值显著提高(P<0.05). 但与对照组相比, 运动组患者的IBDQ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步行一样, 跑步运动对于IBD亦是安全有益的.
综上可知, 在耐力运动形式的选择上, 研究者倾向于选择中等及以下强度的步行和跑步等运动, 可能因为该类运动简便、可及. 此外, 耐力运动的干预群体多为缓解期和轻度活动期IBD患者, 多通过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价来验证开展耐力运动的效果.
抗阻运动也称为力量型运动, 是一种通过使用器械等进行抗阻力的运动形式. 抗阻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力量和质量, 延缓运动功能的退化, 增加瘦体重, 强壮骨骼和关节, 预防各种慢性疾病[35].
Robinson等[36]对CD患者进行了一种低强度抗阻训练计划, 包括12项以自由体操为基础的低冲击核心练习, 重点锻炼躯干和腿部肌肉群. 试验共纳入了117名CD患者, 被随机分为对照组或干预组. 在基线和运动12个月时, 通过双能X射线吸收仪测量髋关节和脊柱的骨密度. 通过12个月后的随访发现, 患者骨密度和运动次数显著正相关(r = 0.28; P = 0.04), 且抗阻训练能够增加CD患者的骨密度, 并降低其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P = 0.02).
de Souza Tajiri等[37]报告了为期8周的股四头肌渐进阻力训练(quadriceps progressive resistance training, PRT)对患有股四头肌腱无力的IBD受试者的有效性. PRT项目包括在举重机上通过腿部伸展进行股四头肌训练. 参与者在教练的指导下, 在8周内每周训练两次(20分钟). 在前4周, 参与者以最大负荷的50%进行训练, 进行三组12次重复. 之后, 他们每周增加10%的负荷, 直到最后一周达到最大负荷的80%. 分别在基线和运动后测量大腿围、BMI、股四头肌力量参数(最大等长股四头肌强度)和生活质量(肠道症状、全身症状、社交和情感). 结果发现, 与基线期相比, 股四头肌的力量参数(28.5±5.6 vs 39.0±3.2, P = 0.0001)和生活质量(156.3±29.0 vs 180.5±24.2, P = 0.0001)都有了显著改善[37]. PRT锻炼并没有加剧参与者的IBD相关症状; 相反, 患者甚至在IBDQ的肠道症状成分方面有所改善. 研究指出为患有股四头肌无力的IBD患者进行为期8周的PRT计划是可行、安全和有益的, 可以客观地改善肌肉力量.
由此可知, 抗阻训练能够增加IBD患者的肌肉力量和关节强度, 降低骨质疏松风险, 尤其适合肌力减弱的患者. 但由于抗阻训练需要使用器械, 患者运动时需专业人士的指导, 因此抗阻训练在IBD患者群体的实施上存在一定的阻碍.
柔韧性是指人体关节、肌肉、韧带、肌腱、筋膜等软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伸展能力, 包括太极拳、瑜伽、舞蹈等, 其目的是提高关节和关节性系统活动的范围.
压力是UC进展的危险因素, 瑜伽已被证明可以减轻压力. Sharma等[38]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评价瑜伽运动对IBD的作用, 主要结局指标为心血管自主功能、血清嗜酸性阳离子蛋白、白介素-2、状态-特质焦虑评分和临床症状. 研究共纳入100名(60例UC和40例CD)处于缓解期的IBD患者. 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瑜伽组或对照组(UC, n = 30; CD, n = 20), 瑜伽组除了接受标准药物治疗外, 还接受了共8周的瑜伽干预, 1小时/天. 与对照组相比, 瑜伽干预组中报告关节痛、腹痛的UC患者更少, 状态和特质焦虑水平显著降低. 但在心血管自主功能、血液指标等方面没有观察到差异. Cramer等[39]的研究同样支持瑜伽的益处, 该研究评估了瑜伽改善UC患者生活质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77名处于缓解期但生活质量受损的UC患者(75%为女性; 45.5岁±11.9岁)被随机分配到瑜伽运动(12次, 每周监督90分钟; n = 39)或书面自我护理建议(n = 38). 在第12周和第24周由盲法评估员评估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 疾病活动性和安全性. 研究结果表明, 瑜伽组参与者在12周(P = 0.018)和24周(P = 0.022)的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均显著高于自我护理组. 瑜伽组和自我护理组分别有21名和12名患者在第12周达到了与临床相关的生活质量提高(P = 0.048); 在24周分别为27例和17例(P = 0.030). 24周后, 瑜伽组的疾病活动度低于自我护理组(P = 0.029). 此外, 瑜伽组和自我护理组分别有3名和1名患者出现严重不良事件(P = 0.317), 7例和8例患者出现非严重不良事件(P = 0.731), 但均无统计学意义.
近期, 一项随机、对照、双盲研究[40]设计了一种针对腹部的特定瑜伽运动方案. 26名轻中度IBD患者被随机分为干预组(8例CD, 7例UC)或对照组(7例CD, 4例UC), 干预组通过在线应用程序跟随瑜伽教练执行练习, 每周至少5次, 对照组则提供一般锻炼视频. 在干预前和干预后30天, 研究者比较参与者的临床疾病活动度、炎症指数(C反应蛋白和粪便钙卫蛋白)和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 与基线期相比, 两组的临床活动度评分都降低, 但钙卫蛋白仅在干预组降低(P<0.01). 干预组参与者自我报告的生活质量指标, 包括疼痛(P<0.005)、焦虑(P<0.05)、疲劳(P<0.01)和社交活动(P<0.001), 均有所改善, 但C反应蛋白没有改善. 相反, 在对照组中, 只有焦虑评分有所改善(8.3%±9%, P<0.05). 两组患者的睡眠障碍、抑郁和身体功能得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综上可知, 目前针对IBD的柔韧性训练主要以瑜伽运动为主, 虽然没有改善身体客观指标, 但在改善患者生活治疗和情绪方面有显著效果.
尽管运动干预研究都报告了对患者有益, 但大多采用单一类型的运动方案. Cronin等[41]为确定耐力和阻力运动计划是否可以安全地改变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身体成分, 设计了一项为期8周的耐力和阻力训练的随机交叉试验, 并通过双能X射线吸收法评估身体成分, 研究者还使用宏基因组测序对血清细胞因子进行定量分析, 并对微生物群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 与基线相比, 进行运动训练的参与者体能改善, 表现为最大耗氧量增加(P = 0.03); 与对照组组(n = 7)相比, 干预组(n = 13)的体脂降低(P = 0.022), 但两组的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和相关代谢途径无明显变化. 此外, 交叉训练方案干预下没有患者出现疾病活动.
体育运动总体对CD有益, 但首选的运动类型尚不清楚. Seeger等[42]比较了CD患者进行耐力训练和抗阻训练的效果、安全性、可行性. 45名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期的CD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n = 13)、耐力组(n = 17)或肌肉训练组(n = 15), 各组均并被要求每周锻炼3次, 共计3个月. 临床结局包括疾病活动性、炎症参数(粪便钙卫蛋白等)、体能数据、生活质量、PA水平和力量. 研究结果发现, 与抗阻训练相比, 耐力组脱落率显著更高(13% vs 47%). 与对照组相比, 两组训练都能增加四肢最大和平均力量(P<0.04), 且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 但只有耐力组中的情绪改善(P = 0.03). 该研究并未观察到两组训练方案在疾病活动性和其他结果参数上的差异. 这表明耐力训练对情绪改善更明显, 但患者对抗阻训练的依从性更好.
大多数前瞻性研究都设计了低到中等强度的运动计划, 这可能由于担心高强度运动会加剧炎症和临床症状. Tew等[43]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评估了高强度间歇训练(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HIIT)和中等强度连续训练(moderate-intensity continuous training, MICT)在CD成年患者中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 患有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期的CD参与者以1: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HIIT(n = 13)、MICT(n = 12)或常规护理对照组(n = 11), 并随访6个月. HIIT和MICT组在前12周每周进行3次锻炼, 并以心肺功能、疾病活动、疲劳、生活质量、不良事件作为临床结局. 研究结果表明, 与对照组相比, HIIT组的峰值摄氧量从基线到3个月的平均变化大于MICT组(+2.4 vs +0.7).
以上三项研究分别评价了组合训练方案的效果, 比较了耐力和抗阻训练的不同作用, 以及评估了高运动强度计划的安全性. 相比于抗阻训练, 耐力训练更能改善情绪; 而HIIT对CD患者体能水平的改善似乎更大.
在健康成年人中, 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可能对胃肠道不利, 包括通透性、血流、运动性和神经内分泌变化. 尽管如此, 也有证据表明, 高强度运动可能对微生物组产生积极影响, 并改善炎症性肠病的炎症和免疫失衡. 因此, 运动安全性是IBD患者进行运动计划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些研究表明, 与健康个体相比, IBD患者的运动耐受性降低. Otto等[44]使用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CPET)评估了CD患者的无氧阈值(anaerobic threshold, AT). 研究共纳入414名患者, 包括CD患者, 结肠癌患者, 和其他结直肠疾病患者. 结果显示CD患者的AT值低于结直肠癌组(11.4±3.4 vs 13.2±3.5, P = 0.03)和其他结直肠疾病组(11.4±3.4 vs 12.6±3.5, P = 0.03). Sarli等[45]的研究共纳入40名IBD患者和30名健康对照, 旨在评估IBD患者的心率恢复(heart rate recovery, HRR)能力. 研究者对所有参与者进行跑步机测试, 并计算不同时间点的HRR指数(运动峰值心率与测试时间点心率的差值). 数据显示, IBD患者在不同时间间隔的HRR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0.001), 回归分析表明病程与HRR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704, P<0.001). 这项研究提示IBD患者的HRR受损, IBD患者运动时, 应监测其心血管事件. Lykouras等[46]则对缓解期和活动期患者进行了比较, 研究对18名IBD患者(10名缓解期患者和8名活动期患者)使用跑步机进行了CPET测试. 两组参与者在年龄、性别和BMI方面相似, 结果发现缓解期和活动性IBD患者的肺活量、肺扩散能力, 最大耗氧量, 最大CO2呼出量和无氧阈值通气总量均无明显差异.
除了以上针对运动安全性的专项研究, 很多运动干预研究同样把安全性纳入研究终点, 目前的运动方案暂未发现适度运动对缓解期或强度活动期患者的严重不良反应. 因此, 适度运动整体仍是安全有益的.
尽管多项临床研究证实PA或运动干预对IBD患者存在益处, 但其机制仍不明确. 目前, 多数研究者通过结肠炎小鼠模型, 采用自愿转轮运动(voluntary wheel running, VWR)和强制跑台运动(forced treadmill running, FTR)方式探索运动对IBD的作用机制[47].
Liu等[48]发现VWR可以增加小鼠结肠中糖皮质激素的产生并上调PPAR-γ活性来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 以减轻结肠炎. Mazur-Bialy等[49]进一步探索VWR对伴有肥胖的结肠炎小鼠的作用. 该研究发现高脂饮食会加重结肠炎小鼠的疾病活动度, 减少结肠血流量和外周血鸢尾素及脂联素水平, 而VWR干预则可以显著逆转这一现象, 推测是VWR通过释放保护性鸢尾素和恢复血浆脂联素来减轻结肠损伤. Allen等[50]通过在小鼠体内定植来自VWR小鼠的肠道菌群, 结果发现与未定植小鼠相比, 经菌群移植的小鼠抗结肠炎能力明显增强, 如结肠缩短减少、黏液耗竭减少和参与组织再生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叉头翼螺旋转录分子和白介素-22)表达增强.
VWR对结肠炎小鼠的潜在益处得到普遍认可, 而强迫性质的FTR干预方案的作用仍存在分歧. Bilski等[51]发现FTR导致结肠炎小鼠微循环下降、氧化应激以及促炎生物标志物的表达和活性增加. 近期的一项研究[52]同样支持这一观点, 并发现肠道碱性磷酸酶可以改善FTR带来的不利影响. 与上述的研究结果相反, Saxena等[53]为探索运动与结肠炎脂联素之间的关系, 对脂联素敲除和野生型结肠炎小鼠采用FTR方案干预, 结果发现运动显著降低了小鼠的促炎细胞因子 (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和白介素-1β)和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磷酸化水平. 这表明运动可能有助于缓解急性结肠炎的脂联素缺乏.
基于动物实验的证据表明, 自愿运动可通过降低结肠炎的炎症水平, 增加结肠血流量, 调节肠道菌群等因素发挥有益作用, 而强迫运动则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推测可能与心理应激有关, 未来仍需更多相关机制的研究.
无论是基于耐力还是阻力的运动训练, 都可以增强人类体质并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最佳身体状态[54]. 作为生活方式之一, 运动已被证实可减缓多种慢性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55-57]. 多项指南和共识[58-60]支持缓解期IBD患者进行适度活动, 且认为限制活动并不能改善病情. 目前研究表明, 运动对改善IBD患者的疾病活动性、生活质量、身体成分等有益[61]. 此外, 虽然IB患者的运动耐受性降低, 但现有的运动方案都未观察到疾病或症状恶化等, 因此适度运动总体上对IBD患者来说是安全的.
尽管当前研究均支持运动在IBD中的保护作用, 但目前的研究对象仍局限在缓解期至轻度活动的IBD患者中, 并且存在样本量较小, 运动类型较单一等不足. 此外, 运动强度和患者结局的剂量-反应关系仍不清楚, 且暂无研究对运动干预的时机、周期和场所等进行调查. 未来需要支持特定运动建议的证据并探索运动强度的最佳截断值, 以便为希望参加运动的IBD患者制定指导方针.
学科分类: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
手稿来源地: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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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编辑:张砚梁 制作编辑:张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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