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 2009-11-30
接受日期: 2009-12-07
在线出版日期: 2010-02-18
近年来, 食管腺癌的发病率日益增高. Barrett's食管是一种癌前病变, 食管下段复层鳞状上皮被异常的柱状上皮所取代, 是长期胃食管反流所造成的结果. 胃酸和十二指肠内容物对Barrett's食管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Barrett's食管、胃食管连接处肠化和贲门肠化的定义和组织学诊断标准仍未统一, 胃食管反流病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关系目前仍不清楚. 最新的研究表明, Barrett's食管不是食管本身对损伤的修复, 而是起源于骨髓干细胞. miRNAs与Barrett's食管癌变机制及其预后密切相关, 为临床上有价值的预后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标志, 是一种潜在新的药物治疗靶点.
引文著录: 王瑞华. Barrett's食管有关问题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5): 487-494
Revised: November 30, 2009
Accepted: December 7, 2009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18, 2010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incidence of 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arrett's esophagus is an acquired premalignant condition in which an abnormal columnar epithelium replaces the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that normally lines the distal esophagus. Barrett's esophagus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long-standing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astric and/or bile content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lignant progression of Barrett's esophagus. At present, the uniform histopathologic definitions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Barrett's esophagus, intestinal metaplasia at the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nd cardiac metaplasia have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elicobactor pylori infection an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is still a matter of ongoing debate.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esophageal injury in Barrett's esophagus heals through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uti-potential progenitor cells derived from the bone marrow rather than from the injured organ itself. MicroRNAs (miRNAs) are potentially useful for development of biomarkers for evaluation of the prognosis of Barrett's esophagus and for early detection, chemo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r.
- Citation: Wang RH.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Barrett's esophagu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5): 487-494
- URL: https://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18/i5/487.htm
- DOI: https://dx.doi.org/10.11569/wcjd.v18.i5.487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 食管下段及胃食管连接处腺癌发生率在快速增加, 超过了其他任何恶性肿瘤. 而同期食管鳞癌发病率呈稳定状态, 胃癌的发病率则呈下降趋势[1]. 研究表明, Barrett's食管是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 前瞻性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食管腺癌伴有Barrett's食管, 食管下段食管腺癌起源于肠上皮化生的腺上皮[2], 从组织学上己明确了Barrett's食管-不典型增生-腺癌的发生顺序. 确诊后的食管腺癌预后很差, 如早期诊断则5年生存率达83%-90%, 而晚期则只有10%-15%[3]. 因此早期确诊和治疗将有助于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自Norman Barrett于1950年首次描述了食管下段的这种病理现象后, Barrett's食管的定义及标准、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需进行研究. 本文就此领域的研究及最新进展作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 Barrett's食管的定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4]. 1950年, 英国外科学家Norman Barrett首先描述了食管下段一种红色的黏膜病变. 他认为那可能是因为食管下端溃疡疤痕收缩而导致胃黏膜被拉入了食管下端[5]. 随后许多学者都报道了这种病理变化, 但早期的这种描述及定义几乎全是来自于大体观察, 那时许多作者认为这种病变是先天性的, 而不是后天获得的[6]. 随后的组织病理学和临床研究表明, 这种现象是后天获得性的一种病理状态, 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1)带有杯状细胞的特殊肠化上皮; (2)不带有杯状细胞的胃贲门-幽门连接处上皮; (3)不带有杯状细胞的胃黏膜或泌酸上皮[7]. 当时的诊断标准分为长节段Barrett's食管(long segment Barrett's esophagus, LSBE), 病变长度至少3 cm, 有的学者认为5 cm[8]; 短节段Barrett's食管(short segment Barrett's esophagus, SSBE), 病变长度为2-3 cm; Barrett's食管上皮长度<2 cm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变异[9]. 随着消化内镜使用的普及, 人们逐步认识到食管下段这种肠化上皮是一种癌前病变, 同食管腺癌的发生密切相关[10].
目前, 依据肠上皮化生的长度, 将Barrett's食管分为三类[4]. 一是LSBE, 其长度至少在3cm以上; 二是SSBE, 其长度小于3 cm; 三是超短节段的Barrett's食管(ulter short segment Barrett's esophagus, USSBE). USSBE是指内镜下食管未见有病变, 但组织学检查证实有肠上皮化生存在[11]. LSBE与食管腺癌发展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证实, 据估计, 其发展为腺癌的危险性为每年1/52-441, 对于SSBE和USSBE发展为食管腺癌的危险性进行的研究还很少, 但是考虑到其肠化面积, 其危险性肯定小于LSBE. 研究表明8%-12%的SSBE有不典型增生, 而LSBE不典型增生的发生率在19%-24%[12]. 但是对于USSBE不典型增生的情况及发展为腺癌的危险性却了解的更少, 因为USSBE组织活检检查还不是常规, 这种病变发生率的详细情况还不得而知. 据调查估计, SSBE的发生率是LSBE发生率的6-20倍[13], USSBE的概念至今还没广泛被接受, 因为活检组织样本的来源有时还有争议, 有时易与来自于贲门肠化(cardia intestinal metaplasia, CIM)的组织样本相混淆. 一些作者认为使用胃食管连接处(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GEJ)肠化可能更准确, 因为这样就不需要精确定位组织样本的确切来源位置[14].
关于Barrett's食管的诊断是以确诊存在柱状上皮还是以组织学发现肠化为依据一直存在着争议. 美国胃肠协会芝加哥会议[15]将鳞柱状细胞连接处和GEJ之间存在肠化为Barrett's食管的诊断标准. 但是最近英国胃肠协会Barrett's食管的诊断指南认为肠化并不是诊断标准的必备条件. 研究表明, 在柱状上皮内如果要确定有无肠化细胞存在, 至少需要8个组织样本[16], 不依赖于肠上皮化生上皮的长度和内镜检查的次数.
业已证实, Barrett's食管是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的并发症. 1994年, Spechler等[10]报道, 18%内镜检查未见食管异常的患者, 在GEJ有肠化. 随后的大样本的研究表明, 12%内镜检查正常的患者在GEJ发现有肠化上皮. Hirota等[17]对889例以各种原因进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患者进行了调查, 研究发现, 13.2%的患者有肠上皮化生. 其中, 1.6%有LSBE, 6.0%有SSBE, 5.6%有GEJ肠化. 研究表明, 在普通人群中有大量的Barrett's食管患者未被认识, 确诊率仅有1/20. 有研究表明, 64例食管腺癌患者仅有4例在确诊前发现有Barrett's食管[18]. Barrett's食管的发生人群, 主要是中年、男性、白种人、平均确诊年龄为63岁, 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表明[19], 美国白人比西班牙裔和非洲裔有更高的发病率(6.1% vs 1.7%, P = 0.0002; 6.1% vs 1.6%, P = 0.004).
关于Barrett's食管在无症状人群和非GERD人群的发病率尚不得知, 但有研究表明其发生率不可忽视. 在年龄超过50岁为筛查结肠癌而无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中进行胃镜检查发现有25%的患者有Barrett's食管. 有研究表明, 在有消化性溃疡症状的患者中, 9.5%查出Barrett's食管, 而在消化不良的患者中有6%查出Barrett's食管[20]. 另一项研究表明, 在无烧心症状的患者中, 8.3%的患者有Barrett's食管, 而有烧心症状的患者中检出率为5.6%. 这些研究数据表明, 除非使用内镜检查, 否则大量的Barrett's食管患者很难被诊断. 一项研究表明, 内镜确诊的病例为22.6/10万, 而尸检报告为376/10万, 相差达21倍. 这些数据表明Barrett's食管的发生率可能比先前的估计更高[21].
对有慢性GERD症状的患者进行内镜检查发现10%-15%有Barrett's食管[22]. 研究表明有GERD症状的患者患食管腺癌的优势比(odds ratio, OR)是7.7[23], 但是仅以有无GERD症状来确定筛查Barrett's食管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普通人群中约有1/5的人患有GERD症状[21].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 诸如男性、种族、和肥胖及年龄等因素显示出与Barrett's食管有关. Barrett's食管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60岁左右为高发年龄.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是Barrett's食管的危险因子[24], 与BMI小于25的患者相比, BMI大于35的男患者发生反流的危险性是OR = 3.3; 95%CI: 2.4-4.7, 女性为OR = 6.3; 95%CI: 4.9-8.0. 对照研究表明[25], 腹部肥胖和体质量指数与Barrett's食管存在与否密切相关(OR = 2.24, 95%CI: 1.21-4.25).
关于Barrett's食管的起源有多种假说[26-28]. 肠上皮化生更新理论认为多能干细胞来源于鳞状上皮, 当鳞状上皮受损伤后, 干细胞异常的分化导致肠上皮化生. 过度区肠化理论则认为, 位于胃食管连接处的多能干细胞在受损伤时, 可选择性地向食管上皮或胃贲门上皮分化. 另一种推测认为多能干细胞位于食管腺体颈部区域, 当食管黏膜损伤时发生选择性克隆, 导致肠上皮化生. 这些研究都认为干细胞来源于食管本身. 最新的研究表明[29], Barrett's食管细胞来源于骨髓干细胞. 因为肠化上皮包含有多种类型的肠化上皮细胞, 包括胃、小肠和结肠特征的腺细胞. 食管损伤的修复可能是通过来源于骨髓的多能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来完成的, 而不是来源于损伤器官本身. 随着更多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对干细胞所起的作用, 对Barrett's食管发生发展的影响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胃食管反流物对Barrett's食管发生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基因易感性和食管内微环境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基因与基因和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能解释为什么只有大约10%的少数反流患者发展为Barrett's食管. Barrett's食管上皮细胞的增殖有可能通过细胞循环周期导致异常基因的积累,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个体间基因突变的程度不同. 一项研究表明, 突变的发生是无序的, 遗传的不稳定性导致肿瘤的发生从数月至数年不等[30], 作者认为关键基因的突变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事件.
最近20年食管腺癌发病率明显增加, 表明环境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来自美国的数据表明: 自1975-1995年, 十二指肠溃疡患者住院明显减少, 这与根除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有关, 而同期胃灼热住院患者明显增加[31]. 另有数据研究表明, Barrett's食管发生率增加与过去20余年消化内镜的使用增加有关, 由此提高了对Barrett's食管的认识[32]. 对于GERD的增加也有其他的解释, 首先, 在西方工业国家, 人们变得越来越胖, 这就更容易导致食管裂孔疝的发生, 从而使食管下段解剖结构发生破坏. 其次, 由于各种药物的使用, 使食管下段括约肌压力降低, 从而产生反流[33]. 第三, 由于H.pylori的根除, 使胃酸的分泌能力增加, 导致反流物酸的浓度增加. 第四, 也有研究表明: 由于含硝酸盐肥料的广泛使用, 使食物中硝酸盐的含量增加, 从而使胃内硝酸盐浓度增加, 从而增加了反流发生的可能性[34].
与健康对照和轻度烧心患者相比, Barrett's食管患者有更多的食管酸暴露. 其过多的酸暴露的病理生理机制首先是食管下段括约肌功能失调, 其次与健康对照和食管炎患者相比, Barrett's食管患者食管下段收缩振幅明显降低, 其结果导致食管对反流物的清除能力降低[35]. 另一项对Barrett's食管细胞及Barrett's食管患者的研究表明酸暴露使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信号传导途径被激活[36], 通过多种途经导致细胞增殖减少细胞凋亡. Barrett's食管细胞过度增殖反应的机制仍不甚清楚, 但是钠-氢泵的激活将直接影响细胞周期进程[37]. 酸暴露也可能改变细胞信号传导, 因此使转录因子活化, 导致细胞增殖. 最近的研究表明, 氮氧化合物在酸性条件下导致双链DNA断裂, 导致基因不稳定, 促进Barrett's食管发生恶变[38]. 另一项包括344例患者的研究表明, 胰岛素生长因子在Barrett's食管恶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9].
关于胆盐在Barrett's食管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将酸和胆汁加入Barrett's食管活检标本共同培养后, Barrett's食管细胞表型发生了改变, 在pH值为3.5的环境下, 暴露于酸和胆汁超过24 h, 导致细胞更多的分化和增殖[40].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 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黏膜损伤, 导致反流性食管炎、Barrett's食管和食管腺癌的产生[41,42]. 临床研究发现Barrett's食管患者食管内结合性胆盐的水平同酸反流是相关的[43].
一些新的分子生物学标志已经被用来评价在Barrett's食管发生发展及预后中的作用. 食管腺癌是一高度恶性的肿瘤与Barrett's食管密切相关, 如何早期发现鉴别Barrett's食管癌变及其癌变机制, 寻找确切的分子生物学标志及治疗靶点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miRNA是一种小分子核苷酸, 是一种非编码RNA分子, 参与mRNAs转录翻译, 与人类肿瘤发病机制和预后密切相关. 从正常对照、低度不典型增生、高度不典型增生到食管腺癌miR-196a的水平相差10到100倍, 研究同时证明了他的抗凋亡和细胞生长促进作用[44]. miR-106b-25多顺反子具有促进细胞增殖、细胞循环和抗凋亡, 在Barrett's食管到腺癌的发生过程中通过激活p21和Bim两个靶基因促进细胞癌变[45,46]. 对食管腺癌的研究发现[47], miR-21, miR-223, miR-192和miR-194的表达是上调的, 而miR-203的表达则降低, miRNAs与食管腺癌癌变机制及其预后密切相关, 是临床上有价值的预后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标志, 是一潜在的新的药物治疗靶点[48]. 现有的研究都表明miRNAs对食管腺癌的早期确定, 化学预防和临床治疗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胆汁酸抑制食管细胞Notch信号传导与Hath1和CDX2表达增加有关[49], 作者认为这是Barrett's食管形成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表明反流物中胆汁酸是Barrett's食管发生的致病因子. 对CDX2在Barrett's食管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已有了解, 胆汁酸诱导的CDX2表达后, CDX1的表达也逐步增高, CDX1诱导MUC2的增高是通过CDX2的表达所介导的, CDX1在食管肠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0].
正常的食管鳞状上皮是复层鳞状上皮, 而正常的胃黏膜是含有大量壁细胞和主细胞的泌酸柱状腺体黏膜. 在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交界处有一明显的组织学界限[51]. 也就是鳞柱状细胞连接处(squamo-columnar junction, SCJ), 通常称作齿状线. 通过内镜向胃部适当充气, 可以看到胃皱折末端接近SCJ, 而当胃过度充气时该标志则模糊不清[11]. 理论上SCJ为胃黏膜上皮与食管鳞状上皮的交汇处. 但是组织学类型和柱状上皮在GEJ精确的解剖位置是有争议的. 从内镜观点来讲, 胃的皱折是随胃的膨胀程度和呼吸而变化的, 通过胃镜确定诊断标志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尽管对GEJ的正常特征仍有争论. 但是在这个部位发生肠化是不正常的. 如果在食管内发现肠化上皮, 则诊断为Barrett's食管. 肠化可能发生在食管、胃, 也可能同时发生. 从组织学来讲, 二者很难区别, 这个部位发生肠化有时很难确定是USSBE还是CIM[52].
胃部肠化常是由于H.pylori感染导致慢性胃炎所致, 而Barrett's食管则是慢性胃食管反流病的后果. 对某些患者来讲GEJ部位的肠化仅是慢性胃炎的一部分, 而对另外一些患者来讲, 肠化是由GERD所引起, 由于肠上皮化生的长度太短以至不能和锯齿状的Z线相区别, 因此不能区别是Barrett's食管还是CIM.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超过1/3的GEJ部位肠化的患者其病因是与H.pylori感染还是与GERD相关是不清楚的[53].
同CIM相比, Barrett's食管处于较高的癌变率. Sharma等研究表明, 177例SSBE患者中发现20例不典型增生(11.3%), 而76例CIM则只发现1例不典型增生(1.3%)[54]. 作者认为对于SSBE患者应进行内镜随访, 而对于CIM则不需要内镜随访, 因此二者的区别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多种特殊肠化分子标志用于诊断肠化细胞类型已经被报道[55,56], 细胞角化蛋白(cytokeratin, CK)染色作为区别两种不同肠化的方法已被推荐. 在Barrett's食管表面和深部腺体CK7强烈表达, 而CK20则在表面腺体和上皮细胞表达[57]. 相反, 在CIM则不表达这种CK7/CK20. 但是CK7/CK20免疫组化染色对于Barrett's食管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仍有争议. Nurgalieva等对这些研究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58]. 认为不同的研究得出的数据差别很大.
关于GEJ肠化腺癌的发生率几乎没有数据研究, 其癌变的危险性是未知的. 因为GEJ肠化可能是CIM也可能是SSBE, 前者的危险性较少, 据估计大约在0.2%-2.9%之间,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约为每年0.5%[59], 而后者则有较高的癌变率. Barrett's食管通过基因突变导致细胞生长失去控制而发展为腺癌, 长节段Barrett's食管有更多的DNA损伤, 因此更有可能导致关键基因突变, 从而导致癌变[60]. 但有报道对包括235例Barrett's食管进行了研究, 并没有发现Barrett's食管长度与癌变率相关[61].
关于H.pylori与反流性食管炎的争论由来已久.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在西方国家, GERD发病率的增高与十二指肠溃疡发病率的降低显著相关[62,63]. 但是流行病学资料是否真实反映了GERD发病率的增高还是因为我们增加了对GERD的认识, 其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不容怀疑的是, 在过去的20余年里, 在所有的胃肠肿瘤中, 与Barrett's食管相关的食管腺癌的发病率是增长最快的. 大约只有10%的GERD患者有H.pylori感染, H.pylori根除后常伴有GERD的增加, 而萎缩性胃窦炎与GERD呈负相关, 这些研究都表明, H.pylori感染可能对食管起着保护作用, 能防止GERD的发生及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64,65]. 关于H.pylori对GERD起保护作用的证据还来自于临床研究, 十二指肠溃疡患者在根除H.pylori后, 糜烂性食管炎的发生率明显增高[66]. 研究表明, 萎缩性胃炎患者, 在根除了H.pylori感染后, 增加了胃酸分泌, 发生了GERD[67]. 但是这些患者都存在有抗反流屏障的损害.
但是另外大样本临床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 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患者根除H.pylori后并没有出现GERD发病率的增高[68]. 研究表明根除H.pylori感染并没有导致GERD的增加, GERD患者有无H.pylori感染对食管酸暴露的程度并无影响. 表明根除H.pylori感染发展为GERD的危险是较低的[69]. 目前认为, 需要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治疗的GERD的患者推荐根除H.pylori的治疗方案[70]. 有多项研究表明, 根除H.pylori感染后, GERD复发率较对照组降低[71].
许多人有H.pylori感染和/或GERD, 他们可能独自发生或相互伴随, 这两种情况是相互排斥、相互促进或是简单的相互独立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72]. 在临床上有许多GERD患者伴有H.pylori感染, 病情严重的GRED患者是否H.pylori感染率较低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结论.
早期对H.pylori的研究主要是其对胃窦、胃体、胃底的炎症程度和对黏膜的损害, 但是对贲门部病变的研究很少. 感染H.pylori的胃窦、胃体炎, 几乎全部伴有贲门炎, 其炎症程度与胃窦炎症相一致而与胃体炎症则无相关性. 研究证实, 几乎所有胃窦炎都伴有贲门炎, 但是与最初的研究相反, 与炎症范围及程度并没有相关性[73]. 研究表明内镜下GEJ正常的CIM与H.pylori感染的幽门肠化相关, 而不是异常的酸反流所致. 一些研究对CIM和Barrett's食管进行了比较, 表明CIM与H.pylori感染的幽门肠化相关而与Barrett's食管无明显相关性. 频繁的反流症状、反流性食管炎及异常的食管内pH值更常见于Barrett's食管而不是CIM[74]. Dixon等研究表明, 异常的胆汁反流和CIM有关[75], 但目前对于CIM是由于异常反流的胃内容物还是H.pylori所致还是二者的协同作用仍不清楚, 细菌的存在是否增加肠化上皮癌变的危险性还在争议.
Barrett's食管作为GERD的严重并发症、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目前已得到广泛认可. 酸与十二指肠内容物食管反流、骨髓干细胞增殖分化与个体基因易感性在其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关于SSBE、USSBE、GEJ部位肠化及CIM的诊断标准及临床意义还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 虽然从Barrett's食管、不典型增生到腺癌的演变已从组织病理学及分子生物学方面得到进一步证实, 但不典型增生的确定及随访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哪些GERD患者易感Barrett's食管和如何筛选我们还不清楚. Barrett's食管的起源与分子生物学标志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 内镜联合PPI治疗及其化学预防机制方面将成为其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这些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我们将更全面深刻、更有效地预防Barrett's食管的发生与发展.
Barrett's食管是一种癌前病变, 食管下段复层鳞状上皮被异常的柱状上皮所取代, 是长期胃食管反流所造成的结果. 胃酸和十二指肠内容物对Barrett's食管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的起源与骨髓干细胞密切相关, miRNAs与Barrett's食管癌变机制及其预后密切相关, 为临床上有价值的预后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标志, 是一潜在的新的药物治疗靶点.
王邦茂,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
Barrett's食管的诊断标准、发生起源、微环境与个体基因的差异对其发生发展的影响、寻找其分子生物学标志、研究及防止其癌变机制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自1951年Norman Barrett首先描述了食管下段一种红色的黏膜病变以后, 随后许多学者都报道了这种病理变化. 研究表明Barrett's食管是长期胃食管反流所造成的结果, 是一种癌前病变与目前高发的食管腺癌密切相关. 研究热点在于Barrett's食管不是食管本身对损伤的修复, 而是起源于骨髓干细胞. 新的报道表明miRNAs与Barrett's食管癌变机制及其预后密切相关.
本文对Barrett's食管的流行病学、起源、诊断标准、癌变机制及未来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研究方向等目前的研究热点逐一进行阐述.
本文为探索Barrett's食管发病机制、统一诊断标准, 寻找预测癌变的分子生物学标志及新的药物治疗靶点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1 Barrett's食管: 长期慢性胃食管反流的并发症, 食管下段复层鳞状上皮被异常的柱状上皮所取代, 是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 从Barrett's食管、不典型增生到食管腺癌的发病模式已被流行病学、组织学和分子生物学所证实.
2 胃食管连接处肠化: 在食管和胃结合部, 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交界处有一明显的组织学界限, 为鳞柱状细胞连接处, 通常称作齿状线. 如果在齿状线以上发现肠化上皮诊断为Barrett's食管, 齿状线以下则称为贲门肠化. 目前该部位的肠化通称为胃食管连接处肠化.
本文有一定的新颖性, 能较好总结Barrett's食管有关问题研究现状和一些最新进展,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辑:李军亮 电编:吴鹏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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